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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如:马连良及其老唱片

时间:10-04  来源:本站  作者:
  吴小如(1922-2014),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安徽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剧评论家、戏剧史家,著有《古典小说漫稿》、《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等

  吴小如(1922-2014),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安徽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剧评论家、戏剧史家,著有《古典小说漫稿》、《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等。

  公元2001年是杰出京剧表演艺术家、蜚声海内外的老生演员马连良先生百年诞辰。为此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制作了一套CD光碟(共12张)和六盒录音带,都是以马连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所保存下来的老唱片为内容,作为对这位艺术大师的永久纪念。上海方面的整理者主要是柴俊为同志,北京方面则由张大为、杨怡超两君策划,我本人协助他们提供了一点意见和线索,也算略尽绵薄。记得在纪念马先生95周年诞辰的座谈会上,我曾呼吁,希望为研究马先生的艺术成就多办点儿实事。这一次我能参与制作光盘并使之出版,总算为自己的心愿兑现了一部分。因此在策划之初,我是乐于从命的。

  马连良(1901-1966),字温如,世居北京,持奉清真教。九岁入喜连成学艺,先从茹莱卿习武生,打下坚实基础。后又从蔡荣桂、萧长华学老生,聪颖过人。当时因倒仓嗓音未复,故以做工念白戏擅场。但马连良是有心人,力求拓宽戏路。不少靠把老生戏如《定军山》《阳平关》《珠帘寨》《南阳关》以及需要武功根柢的戏如《卖马耍锏》《打登州》《广泰庄》《磐河战》及《战宛城》等,亦皆举重若轻,经常上演。出科后曾南下搭班,后来又回科班深造,学了大量二路老生戏乃至濒于失传的老戏、冷戏中的扫边角色,如《八大拿》和《连环套》《骆马湖》中的施公,以及《五人义》中一名应归老生应工的丑扮的请愿酸秀才,马先生都得到线年代初,尽管马先生的嗓音只能唱扒字调,却在舞台上深受观众欢迎。在当时,一批年轻的谭派老生中,他已头角峥嵘,逐渐自成体段了。

  1925年以后,马先生嗓音稍有起色。到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是他舞台生涯最关键时刻,也就是他本人认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嗓音终于大好。不但高宽亮音各种条件齐备,而且神完气足,怎么唱怎么有。一般高腔嘎调,固已不在话下,就连用唢呐伴奏的古老唱法,他也能翻着调门流畅地唱出其本人独具特色的俏头(这一唢呐腔保存在马先生 1929年所录制的《龙虎斗》唱段中。柴俊为君在文章里特意提到它,而其中二黄散板“玲珑铠甲丁当响”一句则唱得真够玲珑剔透)。

  到30年代末,马先生的艺术境界已进入“潦水尽而寒潭清”的炉火纯青阶段,他从20年代即已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到此时乃更为发扬光大,日见圆融,马派的艺术特色已十分鲜明地昭昭在人耳目。夫实至而后自然名归,人们纵不欲以“马派”桂冠加之其人,也是不可能的了。

  自40年代至十年浩劫发生以前,是马连良表演艺术日臻完善精美的最后阶段,称得起洗尽铅华,汰除枝蔓,超凡脱俗,优入“圣”域。不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且于平淡之中蕴敛着不时外溢的奇光异彩。能臻此境界者,就我个人管见所及,武生行有杨小楼,旦行有梅兰芳,老生行除余叔岩外,马连良一人而已。可惜天不假年,1966年突遭酷劫惨祸,致使一代名家,抱遗恨而长终。但艺术光芒是永存于天地之间的,这一套CD唱片资料(包括由柴俊为编辑整理的六盒录音带),正是马连良前半生在唱念方面留下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他艺术旅程中始终精进不懈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它们不仅是含金量甚高的历史文献,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艺术遗产。

  马先生坐科伊始,在他艺术启蒙阶段并未蓄意开宗立派,只是打下了质量与数量并重的坚实基础。等到出科公演,剧目主要以谭派老生戏为主。由于嗓音长期未复,乃向念白做工戏方面倾斜,私淑贾洪林、刘景然,并潜心探索追踪余叔岩的成功道路。不少人自学谭、学余始,尊崇顶礼之余,不免亦步亦趋。而马则深知余之精髓难学,要想吸收谭余精髓,必须遣貌取神,另辟蹊径。他人学余惟恐不似,惟独马连良一面不断汲余之长,一面却处处从正面避开余派路数,或者说有意识地绕开余叔岩以求个人前进之路,以期最后殊途同归。所以马先生上演的各派剧目,要比其他生行演员宽泛广阔得多。谭、余两派经常上演的戏,马几乎都演,但他曾拜孙菊仙为师,故又能演一部分孙派戏,如《雍凉关》《教子》《战北原》(即《斩郑文》,如从“哭庙”起则名全部《武乡候》,又名《六出祁山》),却又不全宗孙派。1929年嗓音大好之后,他更演刘(鸿升)派戏如《辕门斩子》、全部《苏武牧羊》等,以与高庆奎抗衡。只是马先生并不追求一味使大嗓高腔,所以演得更有俏头和戏情。加上他在科班里学到的大批三国戏,其戏路之宽绰更非一般生行演员所能望其项背。至于他个人新编的、移植的和增首益尾的大小剧目,实在不胜枚举。从这次出版的CD光盘和盒式录音带可以窥其概貌。为节省篇幅,就不逐一列举了。

  关于马连良在1949年以前所录制的七十八转唱片,由于我考索的不够详尽,因此收藏的数目也并不全。我所不尽知的唱片,主要是早期物克多公司(后改名胜利)和大中华公司(最初只称为“中国唱片”)的两批。物克多公司所录者约在1921年至1924年之间;及 1925年改名胜利公司后并未把当时所录的全部剧目完全翻制,只摘录了一部分由胜利公司再版。而1925年大中华公司所录,据说有四张,我现在听到的只有上海王家熙同志所藏的一张(一面为《打鼓骂曹》,另一面为《打鱼杀家》),因其锣鼓场面与1925年马在高亭公司所录诸片完全是同一套音响,故能证成其年代为1925年。其余三张,昔年曾见全部剧目,因几经动乱资料散供,只记得还有一张《珠帘寨》。其它两张则毫无印像。但最近听到柴俊为同志整理的盒式录音带,发现我对马先后在百代公司所录者也还有遗漏。可见这搜集工作之难,而收藏于己筪则更非易事了。

  依照年代顺序,马连良最早录制的一批唱片是百代公司钻针片,与余叔岩在百代所录的六张半钻针片几乎同时。马所录为六张,计:《南天门》《定军山》各一面;《珠帘寨》两面;《对金瓶》两面;《开山府》两面;《清官册》两面;《借东风》《天雷报》各一面。其中《定军山》有大段念白,而《清官册》则除片尾有几句散板外,余下全是念白。《天雷报》虽有几句念白,却以唱四平调为主。由于听众欢迎马的念白,故以《定军山》《清官册》销路最好。特别是《定军山》,当时报刊上对这一面唱片评论最多,有商榷唱词的,更多的是评论其白口的优缺点,足见在当时影响之大。《对金瓶》本为海派戏,马先生自回到北方后再未上演过。此戏马扮剧中人韩文瑞。如依赵燕侠藏本(见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京剧汇编》),此戏旦行为主角,老生戏并不多,但马在演出时则加了好几段唱工,其中较精彩的唱段便是唱片中所录。马青年时代,搭上海共和班(即班中演员不强分头二牌,都可轮流唱主角),连《诸葛亮招亲》这样的海派戏都演过(王又宸也参加演出)。这是我听李紫贵教授生前亲口谈到的。何况《对金瓶》乎?后来钻针片逐渐被淘汰,百代公司仅把《南天门》和《借东风》两面合为一片,再版为钢针片,其余的都未重版。值得注意的是,《借东风》早年唱法与后来迥异,有一定文献价值。我本人则只有钻针片五张,缺《借东风》与《天雷报》两张。最近听柴君编辑的录音带,其中竟有百代钻针片《珠帘寨》(“昔日有个三大贤”)一面,是我从未听过的。因马当时嗓音太差,三个“哗拉拉”竟用同一调门唱出,实太勉强,可能发行面不广。惟唱词多“贤弟好比刘玄德,愚兄怎比关美髯”二句,这在二三十年代,言菊朋、高庆奎都有这两句(我就听言氏在台上唱过),后始被删去。可见马此片还是有文献价值的。

  1921至 1924年之间,马连良在物克多公司录过一批唱片,数量及剧目我都不尽知。这次收入CD光盘中的有四张,其中《宝莲灯》《打棍出箱》各一面为一片,《战樊城》《定军山》(头场二六)各一面为一片,《王佐断臂》《甘露寺》各一面为二片,《骂曹》(末段二六)、《连营寨》各一面为一片。而《战樊城》与《王佐断臂》两张后来由胜利公司翻录,其余两张则未再版(CD光盘把《宝莲灯》录了两次,有重复)。到四十年代,《宝莲灯》和《断臂》都重新录过,唱法上差别不大,而火候功力则先后悬殊。至于《甘露寺》一段,马先生后来又重新录过两次(1929年在蓓开公司,1938年在国乐公司),加上五十年代以后的录音带,以及实况演出的保留录音,版本不下六七种,先后唱法上有很大改变,如果拿来进行比较,则对马先生一生艺术进程的研究是大有稗益并有不少文章可作的。1925年,高亭公司亦由钻针片改为钢针片,风靡一时。马先生此年在彼录有四张半唱片,计:《四进士》《祭沪江》各一面为一片;《清官册》一片;《雍凉关》一片;《审头刺汤》一片;此外还录有《珠帘寨》程敬思唱段一面(另一面为言菊朋《奇冤报》,合为一片)。这一批唱片在听众心目中反应比百代钻针片要好,销路亦畅。当时高亭公司鉴于百代的《清官册》念白受欢迎,特邀马先生录了一段《审头》的念白,果然大有销路。

  上述百代、物克多、大中华和高亭四家公司所录的马先生的唱片,可以属于第一阶段。缺点是嗓音不好,显然是马先生新发于硎而且不算成熟的作品。但值得注意并应大书特书的乃是:百代1921年和高亭1925年的两批唱片,乃是与余叔岩先生同时在这两家公司录制的。从当时畅销程度来看,余、马两位的唱片均同样受欢迎,销路也不相上下。只是余先生的这两批唱片(共十二张半)流传至今犹经久不衰,而马先生的唱片则为他本人后来陆续录制的新作品所取代罢了。这当然也有客观因素。一、余先生的舞台生命乃至其本人年寿都不及马先生长久;二、余先生包括30年代所录只有十八张半唱片,数量比马先生少多了;况且马先生除旧唱片外,1949年以后还有大量新录制的剧目和唱段;三、从艺术成熟的水平看,马中、晚期的成就无疑大人超越了他本人早年的造诣。值得注意的是:仅从一个时期内(1921-1925)余、马两家所录唱片受欢迎的程度和销售量不相上下来看,我们对马先生早年的艺术成就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

  自1929年开始,在此后的一两年内,是马连良本人舞台实践的一个突破性的高峰。体现在唱片上,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这可属于马的老唱片的第二阶段。就我所知,计蓓开公司共两批计十一张半,高亭公司六张半,百代公司十二英寸的六张(遗憾的是,盒式录音带所收都是被压缩了的十英寸片),胜利公司共两批计九张,开明公司七张,大中华公司六张(包括与马富禄合唱的《天雷报》)——一共有四十六张之多。不过这次从柴俊为君所编的六盒录音带中所听到的,还有一张百代公司十英寸的《珠帘寨》,是我以前从未听到的。然则这一阶段的唱片总数究有多少,还须认真调查研究。这批唱片是马连良嗓音处于黄金时代的珍品,据我所知,都已收入CD光盘,故我此处就不列细目了。

  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马先生舞台演出频率最高,但唱片却录得不算太多。在百代公司,除与王玉蓉合录了一套《武家坡》外,只录有一张《苏武牧羊》的反调。到40年代,又录了《十老安刘》《煮酒论英雄》《群英会》各一张,和《八大锤》《打鱼杀家》各一面,共四张。1938年至40年代初,马连良在国乐公司(后改太平公司)共录了《借东风》《甘露寺》《范仲禹》《春秋笔》《串龙珠》凡五张。至40年代,马先生在胜利公司又录了《胭脂宝褶》一张。《南天门》二张。《汾河湾》一张(以上三张与言慧珠合唱)以及《宝莲灯》《打严嵩》各一面,共五张。加在一起还不足第二阶段所录唱片的半数。由于与旦角合作,故篇幅被占去不少。总之,从质量看,多数唱片要比早年的效果好,而数量则不是很多了。

  60年代初,由于周恩来总理和齐燕铭同志的亲自关怀,中国唱片社的负责人陈道宗兄曾多次找我商量重版老唱片和抢救艺术遗产的事。我们曾各自同马连良先生有过接触。我因先父玉茹公一度在马先生府上任“家教”,我又因吴晓铃师的介绍,这一时期同马先生比较熟悉。据马先生自己谈,他从40年代以后录制唱片比较看重质量,不愿轻易录音。有些已经发行了的如《南天门》等,他甚至想收回不再发售。然而从谈天中,他一直念念不忘翻录“民国十八年”以来的唱片。他向陈道宗兄曾对此表示过强烈愿望。也就在那短短一两年中,陈道宗兄在我的多次建议下,马先生毕竟录下了《清风亭》《失印救火》《十道本》《打侄上坟》《失·空·斩》等全出的完整剧目。为此,我在十年浩劫中曾被称为中国唱片社的“狗头军师”。

  在今天,我们缅怀60年代初与马先生亲自接触的这段往事,姑附记于此,也算是纪念马先生及追溯其老唱片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吧。马先生因被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吴晓铃师和陈道宗兄亦久归道山,现在也只有我还能追述一二了,搁笔之际,不禁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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